上海《时报》是清末民初报坛中的风云报纸，与《申报》和《新闻报》对峙而立。该报自年6月创刊，存续了35年，以年报馆易主为界，分别由狄楚青和黄伯惠主政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这份大型日报以业务革新而著称，狄楚青在办报旨意中阐明：“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1]该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尝试了多项业务实践，对我国新闻业影响深远，其中时评是《时报》的一项重大业务创举，开我国报纸言论由“论”入“评”之先河，成为狄楚青时期《时报》的最大亮点和特色之一，代表该报业务革新的实绩。
一《时报》时评的发轫与演进“时评”的源头可追溯到立宪派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年该报开始出现“国闻短评”，它不完全配合新闻而论，只是“稍具时评之体”。年《新民丛报》将之继承下来，并于年设一子栏目“时评”，“择中国外国近事之切要者，略加绪论，谈言微中，闻者足戒”。[2]自《新民丛报》振臂一呼，当时留日学生杂志，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游学译编》《江苏》等相继仿行，纷纷开设“时评”专栏，这些短评比《清议报》上的“国闻短评”有了进步，开始配合新近时事而论，注重时效性和针对性。年3月，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也设有“时评”专栏，同样配合时事而论，但上述报刊都不在本土出版，而且刊登时评数量都很有限，因而没有引起国内报界的重视。《时报》创刊时首先将这种文体移植于大型日报，不但配合当天重大新闻，发表短论，抢其时效，而且栏目设置、版面位置、作者队伍都相对固定，成为《时报》经常性的评论手段，并发展为狄楚青时期《时报》的品牌栏目。时评在《时报》存续了几十年，其演化过程大约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时评孕育期（年6月—年1月）
《时报》创刊时，我国报刊上的言论被长篇大论所垄断，既无生气，又单调沉闷，《时报》企图以短论寻求突破。该报在发刊例中声称：“本报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使读者虽无暇遍读新闻，已可略知梗概，且增事实之趣味，助读者之常识。”[3]发刊词宣称创设“批评”，以“简短”的形式和“隽利”的风格，是大型日报宣称创设“时评”之始。《时报》创刊初期登载短论的栏目名称并不固定，不是以“时评”命名，而是采用“批评”、“评论之评论”等名称，年12月9日，“批评”又改名为“时事批评”，和“时评”已很接近，真正的“时评”栏目到年初才出现，其间经历了约两年半的孕育期。
统观《时报》初期的两年多所发言论，除了每天一篇“本馆论说”或“代论”，类似申、新两报的长篇论说，还在《时报》初创即编发了一些相对较短的“批评”或“评论之评论”，这是“时评”的雏形，意味着《时报》开始冲破长篇论说的垄断，版面初现评论长短相济的苗头。然而，初期点缀了几篇短论后又沉寂了几个月，直到年12月前的半年时间里，间歇性出现“批评”或“评论之评论”的文章，且绝大部分时间这类短论缺位，只剩“本馆论说”垄断版面，长篇论说又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12月9日“时事批评”栏目出现，版面大致保持评论文长短搭配的混合编排风格。不过，“时事评论”栏的评论文章还没有达到“时评”的精短要求，大部分长达五、六百字或更长，但比“本馆论说”要短，版面上长短评论搭配还不甚明显；而且自年下半年开始到年底，短论又长时期缺位。可见，中国报刊史上新闻评论摆脱长篇窠臼，呈长短搭配的常态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
虽然孕育期的评论类文章还不够短，刊载短论的栏目很不稳定，而且栏目也没有正式以“时评”命名，但业已出现的短论都能结合新近发生的时事，内容相对简短，风格尖锐隽利，尤其在年1月10日的“时事批评”栏同时刊出两则短论，都只有几十字，笔锋犀利，同后来的“时评”基本相差无异，表明精短时评在孕育期初露端倪。
（二）时评初创期（年1月—年6月）
自年1月5日开始，《时报》版面出现以“时评”命名的栏目，由以前的“时事批评”栏目更名而来，编排在社论之后，标志着“时评”文体在《时报》上正式诞生。同时，《时报》依然保持了“社论”、“代论”等长篇论说，社论和时评各自使命不同，“论说者，举国家之大问题，原原本本而演绎之，所谓晨钟暮鼓，朝夕警醒我国民者也。批评者，举当时之紧要问题，抉其要窍，明其得失，所谓耳提面命，随事以提撕我国民者也”。[4]自年1月6日始，《时报》在第三版还增设与“时评”相仿的变异栏目——“报余”，下设“闲评”，每天就新近发生的事件刊登一至三则简短评论，文风与时评一致，但笔法比时评随意。年4月1日在“报余”栏内又增加“释画”小栏目，每天刊登一篇滑稽画、讽刺画、时事画等，也是以新近发生的事为主题，旁边配有几十字的解释性文字，以新闻由头带出对图画的解释，“释画”栏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论，对社会流弊尽情嘲讽，言简意丰，读后忍俊不禁。闲评、释画探索了时事评论的新形式，是时评的有力补充，不但丰富了版面内容，而且美化了版面。
不过，这时虽然出现了“时评”栏目，但时断时续，有时出现长时间缺席现象，倒是“闲评”和“释画”栏目保持得较好，栏目内基本上能保证每天一、二则短论刊出，有时还一日刊载三、四则，且第一行用标题与正文隔开。所以，从时评初创期评论文章布局看，虽然“时评”有时缺位，但“闲评”能够弥补，整个版面还是能体现出长短相济的言论格局。
时评初创期不但改变了自下半年至年底短论的沉寂状况，短论数量呈增加趋势，而且在评论形式和风格方面也力求突破，如年1月5日《时报》所刊登的第一篇时评《谁谓我政府乏财》，该时评从以前几百字的“时事批评”过渡到不足百字的“时评”，写作上力求言简意赅，风格上颇为辛辣。全文以反问开篇，以事实串联成篇，运用排比手法，逐句设段，最后一语道破天机，直斥政府向民众贪婪敛财的无耻行径。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时评”栏目缺乏稳定性，评论数量不多，简短而犀利的“时评”风格还没有形成气候，倒是“闲评”则能充分实践简短的写作风格，但“闲评”非正宗时评，所以，时评初创期只是为下一阶段发展作了铺垫。
（三）时评成熟期（年6月—年10月）
初创期的时评已经显现文体的简短形式和隽利风格，但由于栏目不稳定而缺乏影响的连续性，至年6月17日，这种状况得到彻底改变。当日报纸在第一版刊出《本馆特别告白》，主张将新闻进行分栏并分别配上短评，“第一页为言论，第二页为电报、要闻，第三页为外埠新闻，第四页本埠新闻；每种新闻之下各有批评，以批抉新闻中有关系之点，如第一页为批评一，第三页为批评二，第四页为批评三”。[5]即日，《时报》撤销“报余”栏目，其子栏目“闲评”随之不复存在，《时报》分版设置批评一、批评二、批评三，年1月28日分别又更名为“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风格一如以前。当时编辑人员分工是：陈景韩编要闻，包天笑编外埠新闻，雷奋编本埠新闻，“个人在他所编的一栏里，就当天所发的新闻中，择要写一个极短的时评。时评一，属于要闻；时评二，属于外埠新闻；时评三，属于本埠新闻”，[6]从此，《时报》每日三篇时评的格局基本固定下来，版面上长短搭配的评论编排风格正式形成，标志着《时报》时评进入成熟期。
时评从以前的不定期出现到现在的每日三篇，“分版论断，扼其机枢”，至年黄伯惠接办之前几乎没有间断。各版由专人写作，各担其责，时评作者从单一走向群像，队伍稳定，论题广泛，涉及时政、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民生等，栏目的连续性使每年下来的时评数量相当可观，时评走向稳定化和规模化，在版面上已成气候。除了时评数量大，时评质量也很高，时评写作日益成熟，全面实践了时评文体的写作笔法，形成了精短、犀利、及时的特点，时评在报纸上的地位显著提升，栏目优势突出，真正发展成为报纸品牌栏目，对读者和社会影响很大。时评不但为《时报》带来了声誉，而且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陈景韩（陈冷）是《时报》时评的开拓者，他所发表时评不但总量相当大，而且代表了这一时期时评写作的最高成就，“当时陈就是以善写这一类的短论见称，初读之，不三不四，莫名其妙，好像在讲玄理与哲学，也好像在讲故事与童话，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细细再读，则皮里阳秋，各有所指，他在暗中骂人讽刺人，而不指出具体的对象，故不为人所仇恨”。[7]他的时评写作高人一筹，绵里藏针，含沙射影，不露声色，赋予时评强烈的讽刺意味。陈景韩的时评辐射能力很强，带动了包天笑、毕倚虹、邵飘萍等时评作者，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稳定、有力的时评写作队伍，不但保证了时评数量不脱期，而且保证了时评质量，有效地影响了广大读者。写作成员思维敏锐，视角独特，时效性强，评论时事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小版面发挥大优势，通过连续作用于读者，在社会上有相当高的认可度。
（四）时评下滑期（年10月—年7月）
《时报》时评经过了四年多繁盛期，自年到年经历了两度下滑，即自年10月开始呈逐步下滑趋向，年后加剧了下滑步伐，两度下滑归因于陈景韩的离开和波谲诡异的时局。陈景韩的离去使《时报》遭受极大损失，中心人物去了《申报》是《时报》兴衰的分界点，首当其冲的是时评受到严重影响。陈景韩在《时报》上最后一篇署名“冷”的时评是年10月5日，此后再也没有出现署名“冷”的时评。民国成立后，陈景韩曾一度负责的“时评一”栏内的时评没有署名，至10月24日才恢复署名，第一篇为“珉”，后来“时评一”署名“笑”的居多，可以断定陈景韩去《申报》后停止了《时报》的时评写作，编辑部人员也相应作了调整，包天笑同时负责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二、时评三曾出“虹”“萍”“迦”“灰”“洁”“水”
“阿严”“公振”等众多署名。《时报》少了陈景韩这位写作骨干，编辑部一时缺乏人手，造成时评作者队伍不稳定，虽然勉强保证了时评数量，却难保证时评质量，时评风格不如以前辛辣、犀利，题材逐渐狭窄，从以前的广泛题材逐渐萎缩到以时政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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