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男，广东澄海外砂人。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为中大历史系教授兼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是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年当选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有《俄罗斯馆纪事》（年）；《尼姑潭》（年）；《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年）；《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年）；《学境》（年香港博士苑出版社，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突厥法初探》、《商队茶考释》、《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等论著。曾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著有《仰望陈寅恪》。
原载《深圳特区报》年11月20日“人文天地专栏”天天读书为补课
深圳特区报：我想先问问您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一个什么状态？
蔡鸿生：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古代叫书生，当然还是以读书为主。我这辈子读书、教书、写书，三种当中以读书为主，不读书就谈不上教，也更不能写。就以昨天为例，早起就读读报纸，然后到学而优书店转转，白天在家读书，晚上看看电视新闻。每天如此，天天读书。我读的书除了跟正在做的课题有关系的，也有大量无关的。对我而言，主要是带有补课的意思，很多书本来是在我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就应该读的，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整天上山下乡、搞政治运动，没有机会读，现在就来补课。
深圳特区报：您今年79岁了，还有这样的补课意识……
蔡鸿生：我们这一代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切服从政治的需要，不管你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是如此，太多该读的书没有读。比如西方的很多哲学著作都没有读过。后来改革开放时期，要做的工作太多，也没有时间去读。现在退休了，时间相对较多，就来补课，也不是任务，没有人来强迫，如果你是饱学之士，当然可以不读，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有空，觉得自己非常需要去读。
深圳特区报：您现在正在读的有哪些书呢？
蔡鸿生：主要是一些原典，像黑格尔的《小逻辑》、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等，过去读过，现在糊涂了，重新温习。过去老一辈都是要读典籍的，比如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什么的，是一本本都要通读的。我们现在做不到了，只能遇到什么问题去查书。但查书你也得知道大致在什么地方。除了学术原典，我也读一些古典文学方面的书，像一些诗集、文集等等。人文学科最基础的那一块，文史哲要不断补充，它们不是知识的搭配，而是有机的联系，文学是形象，哲学是逻辑，历史是兼有形象和逻辑。要设想历史现场，有形象才行。历史过程要形成一条线，要有逻辑。
深圳特区报：您现在还在做课题研究，最近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蔡鸿生：中外关系史。历史上广州、岭南跟海外的交往是很多的，经济上、文化上的联系很紧密。从此时此地出发，探索岭南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及辛亥革命，还有各种洋教的传入，都跟这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新教、西医、铁路、报纸等等都是首先从这里传入的……我可以抽一支烟吗？
深圳特区报：当然可以，您随意。
蔡鸿生：抽烟，现在普遍认为是不好啦。但在过去，一个人的政治形象、公众形象，需要靠抽烟的，人际交往，有时候也需要靠抽烟，这是一个社会行为、文化行为。当然，现在要尊重别人，不让别人抽二手烟，这也是对的。不同时代，人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当代学术史上的三本巅峰之作
深圳特区报：在学术方面，您对钱锺书的《管锥编》、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沈从文的《中国服饰史研究》评价甚高。为什么？
蔡鸿生：这三本书是三位先生长期严谨治学的成果。钱锺书的那一本是集大成的书，最主要的是，他要在中外文化之间打通、搭桥。很多说法其实中外都有，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很多共同点、共通点。陈寅恪的那一本是讲钱柳关系的，里面涉及很多明末清初文人的政治态度、身世、风骨，是转变之世的人的选择。陈先生不是就事论事。他讲通识，作为研究方法，注意古典和今典的关系。我曾经想到一个课题：古典和今典，如果深入去领会，不难发现陈先生这个思想很重要。沈从文先生的书主要是对文和物的爬梳斧正，中国古代对服饰记载得很详细，服饰跟礼仪关系很密切。沈从文在故宫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文物，他通过服饰与文化互证，非常通透。我想告诉学生，这本书尽管跟我的研究没有什么关系，但可以充实自己，学习前辈的方法。不过，这三大名著的形成过程，更是让我感慨不已，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还在孜孜不倦地做学问？这三本书也是“悲壮之书”、“忧患之书”，像沈从文当时还是一个文物解说员，治学的条件很差。在顺境中做点事情倒不足为奇。
深圳特区报：这三本书，都是文革一结束，没几年就出版了。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您认为人文学科方面，有没有什么人写的书可以跟三本相提并论呢？
蔡鸿生：没有，一本也没有。我们太浮躁了。人家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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