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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前的《清代学术概论》上溯至千年前的苏东坡，还可以体会学术想象力的另一种旨趣与魅力。年，22岁的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一命题作文之下，为了论证古代君王的忠厚仁慈，苏东坡在文章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年，第页）考试结束之后，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向苏东坡询问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承认这是他“想当然”的杜撰。按照今日通行的学术规范，这种“想当然”的杜撰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千年之前的科举考试答卷并非当下的“学报体”论文。在当时的欧阳修以及其他士子看来，苏东坡的“想当然”并无不妥之处，反而是值得击节赞赏的想象力，同时也是一段学术美谈。因为这种极富想象力的虚构，反而更好地论证了古代圣君的“忠厚之至”。这样的论证不仅符合科举考试主事者的初衷，而且宣扬了官方旨在强化的以“忠厚仁慈”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苏东坡的想象力。
洞察力
较之于想象力，洞察力主要侧重于纵向深入、寻根问底。学术洞察力主要体现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穿透力，直抵问题的内核，用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来说，就是要让理论到达“彻底”的效果。
譬如，在法学领域，法的效力问题是一个基础性的学术理论问题。我们可以说，某个法院针对某个合同纠纷作出的民事判决是有效力的，原因在于，这个民事判决是根据合同法作出的，合同法为这个民事判决的效力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进一步追问：合同法的效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回答：合同法是国家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为合同法的效力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如果还要进一步追问：宪法的效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回答：因为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制定的，所以宪法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为什么全国人民制定的，就是有效的？这就需要由人民主权理论、民主政治理论来回答。如此层层深入，就是法学研究中的洞察力。
关于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奥地利著名的法学家凯尔森也曾专门论及。他写道：“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宪法是有效力的，也许我们碰上一个比较老的宪法。我们终于找到这样一个宪法，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宪法”，“这第一个宪法的效力是最后的预定、最终的假设，我们法律秩序的全部规范的效力都依靠这一宪法的效力”（凯尔森：《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第-页）。凯尔森的这种分析，主要是从规范体系的内部来考察宪法的效力依据，体现了所谓“纯粹法学”的洞察力。把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归诸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这是一种学术洞察力；把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归诸宪法背后的政治理论，也是一种学术洞察力。虽然指向不同，但都是学术洞察力的体现。
在学术研究中，洞察力的品性主要是锐利，想象力的品性主要是宽广；洞察力让学术研究趋于深刻，想象力让学术研究趋于宏富。在想象力与洞察力之间，也许可以作一些写意性质的区分，但必须承认，对学术从业者来说，这两种能力其实是混在一起的，两者都是学术能力的重要支撑。毕竟，学术研究既需要厚度，也需要宽度。只有兼具厚宽与宽度的学术研究，才能更有效地回应时代与历史对于学术研究的期待。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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