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钢产量的几点思考
中国冶金报刘航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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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钢铁需求的回暖，我国钢产量似乎在过去3年时间里跨过了前期的产量峰值，重新恢复了增长态势。年，我国粗钢、生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7.0%、4.3%。年~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粗钢产量同比增长数据分别是5.7%、6.6%和8.3%，而经过修正后的实际增长率分别高达10.66%、5.65%和8.8%。换句话说，按照修正数据进行计算，我国年的粗钢产量较年增长了33.82%！年前2个月，我国粗钢产量更是达到1.75亿吨，同比再度大幅增长12.9%。
在当前产业链利润分配格局向上游倾斜，以及我国将在年前实现碳达峰的大背景下，钢铁产量的持续大幅增长明显是不明智的。因此，工信部对钢铁行业提出了确保年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的目标，有着非常必要的现实意义。在钢铁需求仍然旺盛的背景下，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的逻辑和可行的方案是值得行业认真探讨的问题。
我国钢产量增长的逻辑
我国钢产量重新恢复增长态势的根本原因是用钢需求突破了此前的高点。
年、年和年，我国粗钢产量同比增幅（修正后）分别为0.93%、-2.98%和-1.45%，连续3年同比几乎零增长或负增长，已经形成了实际的产量峰值。纵观全球钢铁行业的发展历史，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在非战争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在连续3年零增长或负增长之后，成功突破了这一产量的峰值。
而中国钢铁行业之所以能够突破这一峰值，客观上看是独特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所致。从国际上看，中美贸易战虽然在年才正式打响，但相关的前置因素从年特朗普上台起就开始影响国内的经济政策。从国内来看，在经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基础行业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同时，新雄安建设等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国产化替代进程的拉开，也拉动了国内基础行业的需求增长。
年，我国GDP增速一改年~年的逐年下降趋势，同比增长6.9%，增速较年回升0.2个百分点。这应归功于提前对中美贸易争端做出的政策回应。实际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低于年，但考虑到同期进行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了部分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空转，其对实体产业的拉动作用较年之前有明显提升，这也导致了国内钢材需求的明显增长。
之后的年~年，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这2项每一件都能影响国际经济格局的大事的双重影响下，我国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扩大内需，钢铁等原材料行业的需求维持增长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与宏观经济格局相对应的，是国内钢铁产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下，经济效益恢复，产业无序竞争格局得到缓解，企业大规模兼并重组。新的格局形成之后，钢铁企业又重新具备了扩张的条件和愿望。
钢铁企业到年已经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盈利能力，钢铁行业又成为了能够赚钱的行业。在减量置换的同时，一部分新产能陆续投产。虽然这些产能以减量置换为前提，但由于部分用于置换的产能实际上在关停前已经退出市场，导致投入到实际生产中的钢铁产能较年有所回升。钢铁市场在年已经处于供需紧平衡的状态，而到年国家已出清1.4亿吨“地条钢”产能，给钢铁市场腾挪出了产量和需求空间，加上年钢铁需求的增长，这种平衡被打破，也给钢铁企业增产创造了契机。
外部宏观经济环境所创造的需求空间，以及行业内部环境改善所创造的盈利能力，是这轮钢产量增长的原因，也是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
控制钢产量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面对行业内外所呈现出的适合钢产量增长的环境，我们希望控制钢产量坚持几项最基本的原则，即：以促进钢铁行业结构调整为目的，以控制碳排放为长期目标，以提高钢铁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中短期目标，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统筹推进控制钢产量的各项政策搭配，创造有利于钢铁行业减产的内外部环境。
?坚持将控制钢产量作为长期目标
一个产业的需求变化情况决定了这个产业的产量。任何国家钢铁行业的增长曲线在末端都是平滑的，而不是达到峰值之后突然出现快速下跌。
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逆周期调节政策的一贯性，以及需求的纵深性决定了钢铁行业的需求更不会在短期内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因此，寄希望于我国的钢产量在短期内由快速增长转变为下跌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利于行业稳定发展的，甚至会对钢铁行业造成伤害。
因此，控制钢产量过快增长，应该由一个年度或者短期目标转变为一个阶段性目标，或者五年规划目标。由此，我们可以在更长的规划期内，综合运用市场、环保、准入、调控等多种手段，稳妥、平滑地完成由产量增长到保持稳定再到逐步下降的变化。
换句话说，在年和年我国粗钢产量分别同比增长8.8%和7.0%的背景下，年如果我国粗钢产量出现负增长，既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也极有可能给国内乃至全球钢铁市场带来影响。
?坚持以去产能为路径，以提高盈利能力为目的
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钢铁行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了钢铁行业的退出机制，重塑了钢铁行业的竞争格局，提高了钢铁企业的造血能力，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一轮的动力。
我们希望控制钢产量，并不是不希望钢铁行业继续发展，而是希望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末期，为未来可以预期的、非常时期保底政策退出后大概率会出现的需求拐点做好充足的缓冲和准备。因此，我们并不是单纯地希望压降钢铁产量，而是希望继续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钢铁行业的竞争能力，从追求规模效益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效益，让低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逐步有序地退出行业。
控制钢产量的政策，不应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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