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年，关于这几年的表述，不论是党史，还是学术领域，抑或是公开报道层面，公认这段时间是改开的停滞、徘徊、倒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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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日，一向严谨而慎言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非同寻常地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其实早在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就已经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会议指出：年和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即治理整顿)上来。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商品价格是由政府统一定价。年后，国家启用价格双轨制，即从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体系并存，渐次过渡到市场价格为主。价格双轨制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刺激了生产、搞活了流通、逐步理顺价格。
从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就开始出现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物价难以稳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一种价格高，一种价格低。有门路的人低买高卖牟取暴利，导致了投机和腐败。当时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显然意识到，当前物价的不正常波动是计划体制和价格双轨制所造成的，要摆脱体制怪兽的缠绕，就要用非常的霹雳手段，让物价迅速地进入到市场调节的轨道之中。
年，中央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进行“价格闯关”。但价格放开后，肉禽蛋和烟酒都开始大幅度涨价；到8月份，物价指数已蹿升到38.8%，远高于居民收入涨幅。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年9月，北京西单商场，人们望着电冰箱旁“凭票”的通知，感到很无奈。情急之下，稳定物价变成头等大事，就有了9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年秋季爆发的这场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年是我国自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
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而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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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首先是从对私营企业的偷漏税打击开始的。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年5月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到6月20日，全省就补缴税金万元，私营经济活跃的武进等县市通过“民主评议”，私营企业的补缴税收比上年增长一倍多。
从8月开始，国家税务局下发《整顿城乡个体工商户税收秩序的通告》，提出“加强个体税收刻不容缓，个体工商税收要有突破性进展”，要求工商户在20天内自查并如实报告，各工商和税收部门则全面出击清查，重点是“个体工商户中的大户、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的承包户和个体经营中的重点行业”。一个全国性的偷漏税打击行动开始了。
年的一份党报整治的第二步是开始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它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新兴的家电业成为整治的重点，其中，增长最快的冰箱业则是重中之重。
当时，随着家庭消费的复苏，冰箱成为最受欢迎和紧俏的商品，而国内全部的冰箱企业都是装配型工厂，也就是直接从国外进口压缩机，然后进行组装销售，技术含量普遍不高，因而造成冰箱厂林立的局面。早在年，国家为了保护国营企业，便由国家计委、经委和轻工部联合签发“红头文件”，在国内20个省市选中了42个厂家作为“定点”冰箱生产企业，其选择的依据是“兼顾各条条块块间的平衡”，其中绝大多数当然是国营企业。
在过去的三年多里，尽管各部门对非定点企业大加压制清理，按规定它们不得进口一台压缩机、得不到一吨钢材，甚至不能得到检测报告、不得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这些企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国产或进口的原材料。
非定点的冰箱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越建越多，其中最密集的“重灾区”，是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厂，其中一些非定点企业已经达到年产10万台的规模，比很多定点企业都要庞大而先进。
这种状况无疑是让政府又尴尬又棘手，于是在各路部门的协作配合下，更大力度的整顿开始了。其主要的手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宣布它们为“劣质产品”，然后强行停产关厂；另一种是以违反中央文件为由，要求其停止生产，市政府甚至发文，严令各工商局在某月某日后，不得再给非定点的冰箱工厂发放执照。靠着这样的多管齐下，杭州的冰箱工厂一下子锐减了44家，但是还是有20多家顽强地活了下来，当北京的报纸记者前去采访之时，那些胆战心惊的幸存者大倒苦水：“我们都是经过合法登记注册的，凭什么用一纸文件就剥夺了我们生产和做广告的权利？”“仅仅凭几封投诉信就宣布我们为劣质产品，用这样的舆论手段来打击我们，太不公平。”
年，安徽省则是全省上下采取多种措施，把清理整顿公司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安徽省明文规定，清理整顿期间，除生产型、科技开发型的公司外，继续暂停审批成立新的公司。到年底，全省撤并、拟撤并的公司共有户，占原有公司总数的32.4%。
安徽华皖实业(集团)公司、江淮康华发展公司和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成了最早被撤销的公司。7月28日，安徽省政府作出决定，撤销这3家公司。3家公司的平均寿命不足一年半。由省政府下文撤销公司，这在企业史上并不多见。
“(这3家公司)违背开办宗旨，程度不同地存在违法经营等问题，有的无明显经济效益，有的经营管理混乱，给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安徽省政府的决定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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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厉的税收和行业整顿之外，另一个措施就是对流通环节开始清理。当时，全国已经出现了数千个专业市场，它们成为城乡消费品的集散地，也成为乡镇企业倾销和采购的枢纽，于是对此整顿便成“蛇打三寸”之举。8月，上海市连续四日突击检查北京东路的“五金一条街”，理由是“近年来，外省市不少个体户假借当地国营、集体企业的名义到这里经销生产资料”，四天没收非法所得万元，还处罚了五家“庇护个体户搞非法经营的国营、集体企业”。这种对专业市场的整治很快蔓延全国，在后来的一年多里持续进行。这一年，《芜湖报》头版报道：前几年靠“傻子瓜子”闻名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被逮捕。傻子”年广久终没能逃脱第二次牢狱之灾，这个大字不识、账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
他的案子拖了两年，最终认定他虽然账目不清，却并不构成贪污和挪用，不过，法院最终还是以流氓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有意思的是，到了年，邓小平在南巡的一次谈话中，突然又说起了这个“傻子”，一个多月后，年广久就被无罪释放回家，这是后话。
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心，当时距离“文革”还不太远，人们仍然对十多年前的极左年代记忆深刻。10月16日的《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承认，“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人主动地把工厂交给了“集体”。王廷江是山东临沂市沈泉庄的一个私人白瓷厂厂长，9月，他突然宣布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价值万元的白瓷厂和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在捐献财产的两个月后，他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还有江苏宜兴一位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他也把自己投资万元的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
在这一年，把工厂捐掉的还有后来靠造汽车出名的李书福，他当时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极花”的冰箱厂，它当然是一个没有出生证的非定点厂，就在杭州对非定点冰箱厂一片喊打声中，他慌忙把工厂捐给当地乡政府，然后带上一笔钱去深圳一所大学读书去了。
从年7月开始，上海对年下半年以后新办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清理整顿的重点是综合性公司（跨行业经营）、非金融性机构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流通领域的公司和党政机关干部兼职的公司。
年底，上海全市通过清理整顿公司，查处经济违法案件件，收缴、罚没非法所得和补交税款.8万元人民币。年3月，上海市第二次清理整顿公司基本结束，共清理各类公司家，决定注销家，合并86家，取消公司资格家，合计家，占清理公司总数的22.35％；撤并中体现以撤为主，占家公司的71.01％，其中被撤并的流通领域公司有家，占家公司的60.5％。
在清理整顿公司的同时，对上海市工业消费品和医药批发、经营重要生产资料、科技开发和咨询、房地产开发、金融、外贸6大行业的家企业，也进行行业经营资格审查，审查后取消经营资格的有家，占38.9％。
这一年还发生了政府官员因清理整顿公司不力而遭罢免事件，那时杨汇泉担任湖南省政府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组长。那年的人大会议开幕后，代表们对湖南省的廉政建设和清理公司等问题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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