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来，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是哪一家？
当然是年前的新纪《大公报》。而它的诞生地，就是天津。
说《大公报》是百年来中国最成功的报纸，这一结论，可不是老鼠记者擅自得出的。只要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新闻史的研究稍有了解的人，便会知道，老鼠记者所言绝对不虚。以学术界近年对新纪《大公报》研究之勤力，成果之丰硕，说中国诞生了“《大公报》学”，也委实不算夸张。
在年前，《大公报》是国共两党政要必读的报纸，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与毛泽东，都喜读这张报纸。毛泽东除了共产党自己的报纸之外，最愿意读的就是《大公报》，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特意宴请了《大公报》诸人；至于蒋介石，更堪称《大公报》的铁粉，同一期报纸，必有三份，分别放在办公室、卧室、餐桌，以便随手取阅。他与《大公报》的关系，完全是一本书的选题。
除此之外，《大公报》是知识分子、企业家的读报首选。因此，它可谓一份不折不扣的高端、精英报纸。
《大公报》与现代中国之间，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成就了《大公报》，而《大公报》，也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辙上，刻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举一些例子吧。
年，《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新俄，并作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和评论。当时正值国内反苏反共高潮。
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曾连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肯定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决不是什么“土匪”、“流寇”。
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南部哈达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要参考了《大公报》关于陕北红军的报道，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红军的“落脚点”。
在国统区报刊通称共产党为“共匪”、红军为“匪军”的背景下，唯有《大公报》未曾照办。作为《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还对陕北根据地作了采访报道，报社结集出版了范长江的通讯报道——《中国的西北角》，这本书，轰动一时，为中共在国人中赢取了很多的同情与了解。
中日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大公报》三位创始人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都是留日学生，通晓日本政情，与日本朝野人士多有接触联系，对日本研究有素。他们在中日关系上的观点和主张迥异时流，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日本一手制造了济南5.3惨案。《大公报》对此有所预感，事前曾经发表警惕性言论。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在具体主张上却提倡隐忍持重的态度。对于9.18事变也是如此。认为应先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凝聚国力，不能轻易“一战”。报纸因而遭到社会上的一些唾骂，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受到过一个炸弹邮包。但他和《大公报》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张、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
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张学良与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大公报》连发数篇社评，直斥张、杨之非。12月18日总编张季鸾更亲自撰写《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一文，以饱含感情的语言，鲜明直白的态度，颂扬蒋介石，要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介石“谢罪”。社论中写道：“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这篇社评被国民党当局翻印成传单，印刷了几十万张，用飞机在西安散发。张杨二人看了这篇社论之后，心里急剧变化，成为西安事变发生扭转的重要因素之一。
年7.7事变爆发，北方大局急转直下。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决抵抗，全面抗战。这种立场对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国民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直至抗战胜利，《大公报》都是我国新闻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心，中外瞩目。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季鸾曾指责中共违背军令，“破坏抗战”。同年中条山战役后，张季鸾、王芸生批评中共部队第18集团军养敌自重，游而不击，“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一时间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反响。中共深感不快。周恩来亲自致信给张、王二先生，进行反驳和解释。
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蒋、毛诸公同声哀悼。蒋介石、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蒋的挽联是：
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
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的挽联写道：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张季鸾逝世后，全国新闻界首倡公葬于陪都重庆。由于张的家属和陕西省各界以归葬故乡为请，经过公议改在西安近郊长安县竹园村安葬。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蒋介石再次亲临致祭。
以上，只是新纪《大公报》辉煌往昔的点滴，还必须一提的是，《大公报》几乎是全能冠军，它的新闻、评论，以及副刊，乃至经营，都堪称翘楚。它的“星期论文”栏目，由胡适发起，作者皆为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一时之选。至于《大公报》的人才辈出，星光灿烂，也是新闻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范长江、徐铸成、杨刚、子冈、徐盈、萧乾、张篷舟、金庸、罗孚、陈凡······随便写下来的这些，已经足够耀眼。
最后，说说新纪《大公报》的灵魂、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人，订交于日本留学期间，他们各擅胜场，俱为人杰，在创办之初，为《大公报》订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正是彼此的风云际会与精诚合作，才缔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传奇的一章。
张季鸾，早年在孙中山出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担任过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后随孙中山去职。从年到年去世，他主持《大公报》的15年间，是《大公报》的顶峰时期。他为报纸撰写的社论，长于说理，富于洞见，奠定了《大公报》舆论重镇的地位。
吴鼎昌，著名金融家，中国银行首任监督，著名“北四行”的创始人，《大公报》的出资人，他拿出5万元作为办报资金，为了保持报纸的独立性，三人决定不接受其它资金，宁可将5万元赔光了事。抗战爆发前，吴鼎昌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不再过问《大公报》事务。后来出任贵州省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在中共公布的战犯中位列17，年病逝于香港。吴鼎昌长袖善舞，在多个领域里具有高超才能。他主政贵州期间，政绩斐然，在当时政声卓著。他的随笔、评论以及旧体诗词写作，也远迈时流。近年《吴鼎昌文集》已经出版，可以让人了解这位盘盘大才的手笔。其中收录的记录主政贵州心得的《花溪随笔》，今日读来，亦不乏启迪。
胡政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执业律师，早期主要负责《大公报》的经营，是个卓越的管理与经营之才，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时评家，张季鸾去世后，他全面负责《大公报》的新闻与经营业务，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为这份报纸鞠躬尽瘁，终致积劳成疾，因肝硬化而死于风雨如晦的年4月。近年《胡政之文集》也得以出版，其中文章反映出来的知识结构、见识及文笔，或许会让今日的新闻人汗如雨下的。
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个不朽的名字，三个卓越的中国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新闻自由的信奉，是拳拳的爱国之心，是一身不俗的真本事。今日，以这一粗糙的缅怀，祈祷他们的精神重临津门于万一，以扫蝇营狗苟、卑俗无骨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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